1989年邓小平的舅舅去世,县委请示丧礼标准,邓小平只说了三句话

来源:未知 作者:admin 发表于:2022-09-15 14:23  点击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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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9年,有一位四川老人在广安过世了,没想到他的丧事竟然惊动了中央领导邓小平。

邓小平在看了广安县委县政府关于这位老人葬礼安排的请示报告后,默默地批示了三句简单的话。

“知道了”,“规格够高的了”,“不再送什么了”。

这位老人到底是谁?原来他不是别人,正是邓小平的幺舅舅淡以兴,一个只比他大两岁的舅舅。

他们之间可不仅仅是舅舅和外甥的关系,里面还隐藏着诸多感人的故事值得品味。

和邓小平做同学

1902年,邓小平的舅舅淡以兴出生于四川省广安县望溪乡淡家坝,一个老百姓通常叫做“淡家牌坊”的地方。

他家拥有农田粮舍,日子过得还不错,不缺衣少食,家里还有大姐和哥哥。

大姐生于1886年生,比他大整整16岁。在16岁的时候就嫁给了邓绍昌,做了他的第二任夫人。

由于姐夫常年在外闹革命,家里就只有姐姐和家婆操持家务。

由于姐姐非常疼爱这个小弟弟,所以一有空就带着弟弟去自己家住。

等到他满两岁的时候,外甥邓小平出生了,从此看管照顾小外甥就成了他的一项职责。

邓家一向重视教育,邓绍昌在很小的时候就被父母送到私塾里去读书了。

后来又上了新式学校,由于成绩出色,考取了成都法政学校。毕业后,邓绍昌回乡当了老师。

等邓小平五岁的时候,就被父母送进了私塾,而淡以兴由于姐姐的坚持,也被一起送进了私塾,开始了学习生涯。

他们的老师叫邓俊德,和邓小平一个家族的,人们习惯称他为“邓三先生”。

邓三先生非常喜欢邓小平,自告奋勇帮他改名邓希贤。

因为当时邓小平的名字叫邓先圣,他觉得这个名字有点大,怕压不住,而且有点不尊重孔圣人。

邓三先生不仅是他们的私塾老师,还是初小的国文老师。他非常具有爱国精神,上课的教材都是宣扬爱国主义的文章。

淡以兴清楚地记得,老师以慷慨激昂的语气教他们朗诵“扬州十日”、“嘉定三屠”,从小对他们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,灌输反封建反帝国主义侵略的先进理念。

邓三先生还反对八股文章,主张文以载道,要实用。

他希望学生们将来都能成为国家有用之人,让百姓能过上好生活。

淡以兴记得那时有篇文章是邹容写的《革命军》,他的外甥邓小平背得滚瓜烂熟,可惜自己怎么背都记不住,为此没少挨老师批评。

在私塾里,邓小平天资聪颖记性极强,成绩是最好的,不管是《三字经》、《百家姓》或是《千字文》,都能让你给一字不差全部背出来。

还特爱写字,每天放学回来总要练习书法。

“幼学壮行”四个字是他的得意之作,也一直被邓三先生以“临帖”的方式收藏,成为他一生最珍爱的宝贝。

父母对邓小平的功课抓得也特别紧,为了不影响他的功课,他们跟老师约法三章。

第一不能多夸奖他,怕他变得骄傲不肯再好好学习;第二,不能担任课代表,因为这会影响他学习。

但邓小平和很多人不一样,他不仅爱学习,还爱劳动,劳动学两不误。

1910年,他和舅舅一起上了协兴乡小学。由于妈妈怀上了弟弟不能干活,邓小平二话不说,主动承担起了一些家务活。

和舅舅放学一回到家,就背着竹篮子一起去采摘桑叶。

等到这些农活干完后,邓小平再点亮桐油灯开始读书写字,一直忙到母亲再三催促后,才恋恋不舍地放下书本,上床睡觉。

几年后,邓小平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广安县立中学学习。

而淡以兴因为学习成绩不佳,被认为不是读书的料,只能返回老家,开始农耕生活。

革命姐夫

淡以兴,一生最佩服的人只有一个,那就是他姐夫。

因为邓小平自从去了法国后几乎断了音讯,而姐夫不一样,就在家门口干革命,因此他能耳闻目睹。

邓绍昌出生于清光绪十二年(1886)年,他家是当地比较富裕的地主家庭,家人从小培养邓绍昌,希望他将来能出人头地。

自学校毕业后,邓绍昌先是在学校教书。但因为受到了一些同盟会革命思想的影响,他越来越看不惯这个没落腐朽的社会。

无论是为官不廉、贪腐盛行的政府官员,还是鱼肉百姓、恶意践踏欺压百姓的乡绅地主,还是装神弄鬼趁机骗取百姓财物的洋鬼子,他都深恶痛绝。

怀着青年特有的一腔热血,他毅然加入了当地的袍哥会,成为其中的骨干分子。

后来由于工作出色,担任了协兴“码头”的当家三爷,主管日常事务,没多久又升为“掌旗大爷”,成了一把手。

他以先进的革命思想、扎实的工作作风、坚定的斗志和丰富的文化知识,在袍哥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,领导会众积极反抗地方反动武装。

并多次身先士卒,带头奔走动员群众积极投入到反洋教和“保路”运动中来,沉重打击了当地一些黑恶势力。

他们为老百姓做善事打土匪伸张正义,也赢得了当地百姓的尊重。

1912年武昌起义前后,受到了革命党人先进思想的影响,邓绍昌认识到只有推翻腐败的清政府,老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。

于是他毅然加入了孙中山的队伍,还被任命为新兵训练营营长。

由于在辛亥革命中的杰出表现,他成为当地有名的革命党,深受百姓爱戴和尊重。

1915年左右,邓绍昌被当时的广安县长委任为广安县警卫总办——又称团练局长。

在此期间,他多次组织警力对危害百姓、扰乱社会秩序的土匪予以打击。

当时最大的土匪头子是华蓥山的郑老二,他整天干着打家劫舍的勾当,到处危害百姓,是当地的恶霸。

邓绍昌知道后决定予以征剿,在县长的支持下,他带领警总上山进行剿匪行动。

经过精心布置和全体团练官兵的奋力围剿,郑老二被打得没有还手之力,丢盔弃甲落荒而逃。

邓绍昌的军事指挥才能,在这一战中显示了出来。没几年他又投靠了国民党,后来做了地方武装部队的师长。

可惜好景不长,1936年邓绍昌在一次回家途中,惨遭歹徒报复而被杀害,当时年仅50岁。

姐夫的革命作风无疑影响了淡以兴的思想,让他看到了只有起来闹革命,才能取得自由和民主!

不负重托,做邓家坚强后盾

而淡以兴深受姐姐疼爱,自小和邓家兄妹生活在一起,既是他们的长辈,也是他们的好伙伴。

姐姐姐夫也没把他当外人,不管是吃的还是穿的甚至是上学的事,他们都包了。

所以,淡以兴一直把邓家当成自己家看待,三天两头就往姐姐家跑。

等他长大了就跑得更勤了,因为他知道姐姐的困难,一个人支撑着那么大的家庭。

当时一股去欧洲勤工俭学的思潮刮到了重庆四川等地,一向重视教育的邓绍昌得知后,想把邓小平送到欧洲去深造。

于是他立即写信给儿子,询问他是否愿意接受这个安排。

邓小平对于父亲始终怀着敬爱之心,自从七岁那年被父亲带去革命军营参观,革命的种子就开始在他心里萌芽。

等上了中学后,他开始阅读《新青年》等进步刊物,学习了革命知识,也了解了法国的革命运动史。

于是他怀着激动的心情回了父亲的信,表示了他渴望去欧洲读书的意愿。

但当父子俩达成一致后,母亲却当场否决。儿子只有15岁,要远渡重洋去欧洲读书,作为母亲的她真的放心不下。

不过邓小平不同意母亲的观点,他想到欧洲学习,哪怕就三年,三年后再回来给母亲做孝子。

在父子俩的共同劝说下,母亲只好勉强答应,但同时也约法三章。

第一只去三年,三年后无论如何要回来;第二好好学习,不能耽误自己;第三,必须注意安全,照顾好自己,有困难及时联系家里。

邓小平见母亲松口了,当场就答应了母亲的要求。父子俩一起回到了重庆,参加了赴法留学预备班,同去的还有远房叔叔邓绍圣。

经过一年左右的学习,当时有110人参加学习,最终录取100名,邓小平和邓绍圣一同获得了去法国的通行证。

然而还没来得及高兴,他们就碰到了一件非常棘手的事,那就是学费问题。

原来,赴法留学需要300大洋的学费,学校可以支付一部分,其他的还要自己筹备。

邓绍昌在之前担任公职的时候积累了一些钱,可这些钱离学费还是差很远。

于是他先是典卖了自己的土地,可还不够,于是他们去找淡以兴商量,看能否周转一些。

淡以兴一听,是要送外甥去欧洲学习,他虽然也不富裕,但为了支持邓小平的学习,还是拿出了自己的全部积蓄。

临行前,邓绍昌把邓小平送到了轮船码头,他们来到一家餐馆点了些菜。

可心情难受的父子俩谁也没吃下几口,眼泪汪汪地看着对方。

父亲默默地从包里拿出了两样东西,一包是母亲做的牛肉干,还有三双母亲缝制的布鞋。

邓小平拿到手上后,父亲告诉他,这三双鞋是母亲亲自给他做的,一年穿一双,等三双穿完就可以回家了。

这包牛肉干,就在轮船上吃吧,一个人在外地也吃不到家乡的食物,就当母亲陪着他了。

邓小平听完后,当场跪下说道:“我一定牢记父母的恩情,好好学习,学成后回来报答你们的养育之恩!”

1920年8月26日,邓小平在父亲的送别下一路远行。但谁也没料到,这竟然是他和父亲的永别。

1920年10月21日,在华法教育会的安排下,邓小平和邓绍圣等20多名学生一起到法国西北部诺曼底的巴耶中学学习。

在这所学校里,中国学生单独开班,主要学习法语和商贸。

邓小平在舅舅的帮助下,终于来到了梦寐以求的地方,开始了艰苦的旅法生涯。

1926年,邓小平的母亲因为终年劳累加上思念儿子生了病。而且原本说好的三年之期又过去了三年,她还是没有收到儿子的音讯。

在苦闷的时候,就只能找弟弟诉苦,可惜的是,由于当时通讯的落后,淡以兴也不知道外甥的情况。

她就这样一天天瘦弱下去,最终没能等来儿子的消息就撒手人寰了。淡以兴在极度哀痛下,和姐夫一起料理了姐姐的后事。

虽然姐姐没了,但他对邓家的照顾一刻也没停下来。没多久,姐夫娶了新媳妇萧氏。不过萧氏后来不幸遇难,留下一个儿子。

1929年左右,邓绍昌又娶了一个叫夏伯根的女人做妻子。夏伯根先后生下三个女儿,一家人也算过得其乐融融。

1931年前后,邓小平的信息无意中被邓家人获悉,那时恰恰是邓绍昌生病的时候。

他把淡以兴和儿子邓垦找来,说一定要想办法找到邓小平。

原来他们从报纸上看到了国民党的通缉令,推断邓小平应该就在上海。

但由于姐夫生病,家里又添了人口,经济条件实在困窘,淡以兴知道姐夫的心思后,立即凑足路费交给了邓垦。

邓垦拿着钱登上了去上海的轮船,可是举目无亲,又不会说上海话,哥哥还是被通缉的状态。

后来实在没办法了,他只好在报纸上刊登了《寻兄启事》。

幸好邓小平及时看到了启事,知道家人来上海找他。可他不能贸然出面,否则就有可能会被敌人发现。

为了安全起见,他特意进行了伪装。然后趁着夜色,来到了弟弟住的地方。

敲开了房门后,由于兄弟俩十多年不见,映象早就模糊了,于是用四川话叫了一下弟弟的乳名。

弟弟一听是哥哥的声音,于是兄弟俩赶紧握了一下手。邓小平说“赶紧跟我走”,弟弟知道明白哥哥的意思,抓紧收拾东西跟着走了。

等到了一个偏僻的旅馆后,兄弟俩方才敞开叙谈,邓小平说了自己这几年的生活,而弟弟说明了家里的变化。

尤其是说到母亲因为思念的原因病故时,邓小平流下了痛心的眼泪,他没想到自己还没回去就和家人天人永隔了。

邓垦希望哥哥回去看看父亲,因为父亲身体也不好。可是邓小平面露难色,说这里的工作需要他,他暂时离不开。

就麻烦弟弟告诉父亲,让父亲多保重,等将来有机会再回去看望家人。

就这样,邓垦带着哥哥的口信回到了老家,邓绍昌知道儿子的下落后悬着的心也落了地。

而淡以兴知道了外甥的下落后,为他取得的成就感动高兴和骄傲,整天心里乐开了花。

1936年,邓绍昌出了意外,留下了一大家子的人需要照顾。作为舅舅,淡以兴亲自帮着外甥料理了姐夫的后事。

1938年,邓垦找到了舅舅,说自己想去延安参加革命。

淡以兴对此非常支持,第二天就变卖家当,换了银圆凑成路费交给了邓垦,并千叮万嘱路上要注意安全。

邓垦去延安的消息被另一个远房弟弟知道后,他也去找了淡以兴。而淡以兴知道了这位后辈的想法,也非常支持。

他希望革命的人越多越好,要不是他年纪大了,有家有室需要照顾,他也早就去革命了。

所以连忙说道:“你去,差的路费叔给你补上。”

但淡以兴资助革命的事被国民党知道了,他们立马派了一大队人马前来兴师问罪。幸好消息得到及时,他连夜带着家人逃到外地躲避。

国民党反动派以为他家很富裕,下令仔细进行搜查,把他们家翻个底朝天,结果什么也没找到。

正当他们要撤离的时候,找到了一封很久之前邓小平寄来的信。

如获至宝的国民党当局立即将他定性为“私通共匪”,没收全部家产,并在各地张榜通缉,还到处宣称“一旦捕获,即行极刑”。

这下淡以兴彻底没有家回了,于是他只能带着家小四处流浪,以乞讨为生。

不幸的事,他的一个儿子在逃难过程中被国民党抓去做了壮丁,后因看不惯国民党的腐败而逃离。

结果因被人发现行踪后抓回打成重伤,最后差点去世。

一直熬到了新中国成立后,淡以兴的苦日子才稍稍好过一些。他看到了一份布告,才知道两个外甥都在共产党内工作。

为了不去打扰他们的生活,他只带着邓小平的继母夏伯根去了一次重庆,此后自觉遵守了邓小平定的家规,依靠自身的力量解决困难,从不麻烦党和政府。

邓小平夫妇为了感谢舅舅的付出,每个月按时给他汇款10元,后来升到20元,一直到他临终。

另外,还亲自送了一件大衣给舅舅,从此大衣成了舅舅唯一珍藏的宝贝。

1989年淡以兴过世了,为了不惊动相邻、不给地方政府增添麻烦,邓小平说了开头的三句话。

一场低调简朴的葬礼,一份革命家的崇高品格,彰显了伟人宽阔无私的胸怀!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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